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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课(和谐社会3)

发布人:[暂无]    发布时间:2010-05-25

拓展课

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

 

第三课时   《王道仁政:政治和谐思想 》

一、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初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各学派对政治和谐的理解,并使学生了解当前建设和谐社会中对政治和谐稳定的重要性。

二、教学重点:

了解当前形势下政治和谐的重要性。

三、教学难点:

政治和谐是一大难点,是学生较难理解的内容,在课堂上以古代传统文化中对政治和谐讲述让学生能对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政治和谐有所了解。

四、教学过程:

由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具有较大的心理调适功能,因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需要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特别是汲取知天、知人、知己道理,促进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

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色就是强调政治、突出政治,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政为大”,认为政治是社会的制高点。虽然中国古代的政治现实具有专制的特点和威权的倾向,但在专制和威权的背后,蕴涵着丰富的政治和谐思想。

1、以德治国与实行仁政(儒家)

   《左传》上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宽猛相济就是政治措施要有张有弛、有柔有刚,从而实现政通人和。实现政通人和的根本在于行“王道”,即“保民而王”,或“得民心者得天下”。行“王道”的根本在于以德治国与实行仁政,所以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说:“ 以政令来教导,以刑罚来管束,百姓会因求免于刑罚而服从,但不知羞耻;以德行来教化,以礼制来约束,百姓会知道羞耻并且可以走上正善之途。”“仁政”的根本在于孟子所说的“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强调当政者要有“仁心”,即爱人之心,要以民为本、爱民如子、关心民瘼、与民同乐。“仁政”的具体措施,则有省刑罚、薄税敛、取民有制、使民有时,等等不一而足。“王道”和“仁政”,一言以蔽之,就是“以民为本”,所以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新书》)

 “王道”和“仁政”的核心在于“德”,即孔子所说的“以德服人”。但是,必须知道的是,“德”首先的和最重要的是“君子”(从政者、当权者、在位者)自身要有道德,亦即要有良心、良知,要对社会与百姓有责任感和义务感,而不是单向的对社会和百姓道德水准的要求。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行草上必偃。”只要从政者有“德”,百姓必然会受到感化与影响,从而“归之如流水,响之如行云”,保证社会稳定与政治和谐,即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以,“王道”和“仁政”要求从政者自己首先要修身养性、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孔子强调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就是这个意思。

儒家“为政以德”的做法历来受一些批评。比如有人认为儒家讲的“以德治国”,只讲“德治”,不讲“法治”,实际上是一种“人治”,即“有治人无治法”,进而导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没有根本的政治制度作为保证,不能做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儒家对此的回答是:并不反对“法治”,但只有“法治”是不够的,正如孟子所言“徒法不能自行”,即只有“法制”,只行“法治”,而没有道德的官员,这样的法律只能行同虚设,甚至会成为一些人“愚民”和“贼民”的借口。儒家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历史的验证。先秦的法家,比如李斯和韩非,就是从儒家的荀子孽乳而来,但他们抛弃了儒家主张的“德治”,主张严刑峻法而不行宽惠仁慈,所以不但自己身败名裂,而且导致强秦二世而亡。有汉之初,先是实行“修养生息”政策,后汉武又采纳儒家政策治国,正是吸取了强秦灭亡和法家失败的历史教训。

实际上,儒家关于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在世界古代历史上一直是比较先进的。比如郡县制度、宰相(总理)制度、御史(监察)制度、文官(科举)制度等。而儒家提出的从政不论出身、学而优则仕、从道不君等政治理念在当今社会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无为而治(道家)

无为思想是由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的。老子所处的春秋时代,诸侯混乱,统治者强作妄为,贪求无厌,肆意放纵,造成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形下,老子提出了无为思想,呼吁统治者要无为而治。他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好静是针对统治者的骚扰而提出的,无为是针对统治者的苛政而提出的,无欲是针对统治者的贪欲而提出的。老子认为,为政者应当能做到无为而治,有管理而不干涉,有君主而不压迫。让人民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人民就能够安平富足,社会自然能够和谐安稳。

无为而治是道家基本的政治主张。无为,无为就是不做任何违反自然规律、有损道德规范、违反社会法则,有害众生的事。但这里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

无为而治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有很大的影响。汉初的黄老之学吸取了先秦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适应秦末政治动乱之后,民心思定的形势,强调清静无为,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对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采取不干涉主义或少干涉主义,借以安定民心,发展社会生产。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唐代初年和宋代初年的统治者都曾利用无为而治的思想协调处理当时的社会矛盾,并有所收效。魏晋玄学家则通过宣传无为而治,引导人们消极、遁世、清谈、无所作为,对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

老子既反对儒家推行以德治国,也反对兵家的以力治国,反对暴力战争。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主张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只有推行无为而治,才能达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为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理想社会。

 

(补充资料:)

领导者怎样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呢?从历史经验来看,至少应把握以下五条:

1.与民休息,宽容大度。姜太公说,天有经常运行的轨道,老百姓有自己的生活常规。君主如果能够遵守修养生息的规律,天下自然就平安无事了。汉高祖刘邦在建国后遵从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表面上不算勤政,但实际上正是通过让人民修养生息,使农业、工商业等得到了迅速发展。明朝的冯梦龙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宋初的宰相赵普每当收到士大夫之间相互揭发告短的文书,不看一眼便付之一炬,表面上像是不负责任,但实际上正是通过遏制勾心斗角之歪风,维护了当时的安定团结

2.顺乎自然,恪守天道。汉文帝的母亲薄姬,当初只是刘邦的一个不起眼的嫔妃。尽管只被刘邦宠幸一次便怀上了龙种,但她生下儿子后仍然很少与刘邦见面。后来,薄姬不仅因未被刘邦宠爱而使母子免遭吕后囚禁,而且因儿子幸运登基而成了皇太后。这就表明,削尖脑袋钻营即使一时得利也未必是好事,而顺乎自然即使一时失利也未必是坏事。

3.清心寡欲,淡泊名利。南北朝时期,傅昭一生经历宋、齐、梁三朝,任过州郡属官、地方长官、朝廷命官。当时,朝代走马灯似地更换,官场上混乱无序,危机四伏。傅昭之所以未遭受什么挫折并能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名声,靠的就是清心寡欲,淡泊名利。据史书记载,他居朝廷,无所请谒;居家室,不蓄门生,不结党徒,不交私利。这些无疑是他得以善终并名垂后世的重要原因。

4.以正避邪,谨言慎行。西汉后期,政治非常腐败,朝廷日薄西山。是时哀帝宠信高安侯董贤并纳其妹为妃。傅皇后之父傅晏惧怕有一天会出现废立之变,飞来横祸。他的朋友桓谭说:刑罚再严,不能加于无罪之人;邪恶再盛,不能无故加于忠正之身。桓谭告诉他,此时此刻,最重要的是要叮嘱皇后,千万不能以巫医方技等手段与董妃争宠;其次是他自己应遣散门徒,务执谦谨,防止别人借他之势在外胡作非为。否则皇帝抓到把柄,后果将不堪设想。傅晏遵嘱而行。后来,董贤在皇帝的指使下想尽办法,包括逮捕傅后之弟审讯,都始终未能找到陷害傅家的借口。

5.释疑自保,激流勇退。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如何祛除皇帝的疑心,一直是宦海沉浮的关键所在。楚汉相争期间,率军东征的汉王刘邦,反常地几番派人慰问留守关中的丞相萧何。萧何为了祛除汉王的疑心,便在自己的亲族中挑选出年轻力壮的人,让其押运粮草,前往荥阳从军。如此,萧何才得到了刘邦的信任。在历史上,功成身退也是官场的一条定则。道家始祖老子认为,功成身退,乃天地之道。有许多曾经战功赫赫的英豪,如汉武帝时期的飞将军李广,唐朝代国公李靖等,都是因为不服老贪恋功名而不得善终。

3、当代政治和谐发展走向

 一个经过战乱、内乱、动乱的民族,对“和谐”有着更为深切的理解。“发展需要安定团结”,“改革和发展要与稳定相统一”,“社会要更加和谐”,当代中国不同阶段的不同话语,实际上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在当代中国,人民群众对和谐的期盼与执政党对和谐的追求,已经汇成一股推动中国平稳快速发展的政治潮流。

()平等作为政治和谐的价值目标,其实现需要民主和法治作为保障。

民主和法治是维护和实现平等价值的有效机制。民主政治不但在观念上否定一切特权、等级、血统、门第等思想意识,而且通过完备的制度和程序来保证人民自由而平等地进行政治参与,充分表达利益愿望和要求,形成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政策与法案,保证人民的权益得到平等的实现。

()推进政治和谐,需要搭建利益公平性平台。

一个公平、公正的利益结构有利于维护利益的平等与均衡,有利于政治和谐的构建。政府必须把公平作为目标,按照效率原则,建立起合理的利益分配和协调结构,通过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使收入分配差别建立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营造合作与宽容的社会制度环境,加强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交流与协调,建立有效的利益合作结构,建立完善的利益保障结构,保障人民的利益不受侵犯,等等。事实表明,社会内部存在的利益差异和矛盾反映了人们对利益平等的追求,而这种反映推动了制度的创新,推动了利益结构不断向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所以,在现代社会,建立平等的利益结构成为利益协调与整合的重要依托,这是深化利益平等的制度基础,是构建政治和谐的本质要求。